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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醒龍訪談 “大家都在說真實,人生卻不相同”

日期:2021-05-19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無論我們是如何想、如何做的,這個世界都不可能為某一個人、某一種勢力、某一類文明所獨有,唯一能做好,也是唯一能夠做到天長地久的事情只有兩個字:陪伴!這也是《如果來日方長》所要表達的。
撰稿|何映宇


  為故鄉立風范,為歲月留品格。

  劉醒龍1956年出生于湖北黃州,50多年來,他在這片土地上生活并創作著,用他的筆書寫他熟悉的人與事,那是他的故鄉,他腳下的歲月。

  2011年8月,他的長篇小說《天行者》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發表獲獎感言時,他說:“獲獎是過年,寫作是過日子?!?

  過年重要,還是過日子重要?他說:當然是過日子重要。對一個寫作者來說,獲獎當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寫下去。

  這么多年來,劉醒龍可說是筆耕不輟。今年,劉醒龍的最新作品《如果來日方長》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這一次,劉醒龍以親歷者的視角記錄了武漢“封城”的76天。

  疫情的突然暴發,令劉醒龍措手不及,再加上自己母親恰恰在此時身患重病,更令劉醒龍心煩意亂。

  困在孤城,“寫”與“不寫”,成為這名身經百煉的作家的兩難選擇。

  在疫情暴發初期,身處武漢的劉醒龍收到多家出版社和雜志社的相關題材約稿。那時的武漢,每天上演著太多或感人或悲愴的故事。

  在武漢抗疫封城的日子里,劉醒龍從頭到尾身在武漢,與全家三代人共住一個屋檐下,他寫作的身份不是一名作家,而是一位在抗疫戰場上,沒有任何退路、只有挺身而出的1100萬普通武漢人中的一個。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這樣評價劉醒龍的這本新著:“作家用帶溫的筆觸,一點點一段段,繪制出了一幅巨型畫卷。畫卷中人物細膩動人,他們不是扁平化的超級英雄,他們有恐懼、有無奈,但也有堅持,更有選擇,他們是有情感厚度的真實的人,因為在大疫面前做出的正確決定,使他們成為值得敬重的平凡世界的勇者?!?

  《新民周刊》記者近日對劉醒龍進行了專訪。


從工人到作家



  《新民周刊》:200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你的以巖河嶺水庫修建過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彌天》。參與修建巖河嶺水庫的時候,你還不滿18歲,2002年你出版《彌天》時,已經28年過去了,為什么那時候會想起來寫自己青年時期經歷的小說?

  劉醒龍:高中畢業以后,在縣水利局當施工員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剛開始做的那些事,是為即將開工的張家嘴水庫測繪壩址和庫容地形圖,以及未來有可能改地造田的百里西河兩岸地形圖,自己因此爬遍了西河兩岸滿是荊棘的山嶺溝壑。這也更加豐富了自己從長江邊上的老家遷來大別山腹地的生活經歷,后來在小說中,西河總是以各種各樣的形態出現。長篇小說《彌天》有這段經歷的影響,人到中年嘛,免不了會憶舊,不寫作的人變得愛嘮叨,寫作者自然會情不自禁地將其變成文字。

  《新民周刊》:1975年元月,正式被縣閥門廠錄用為集體所有制工人,一干就是十年,你當時的人生志向是什么?

  劉醒龍:2020年底,央視一個攝制組到閥門廠舊址拍一個相關紀錄片,導演很驚訝,想不到我在工廠表現如此出色,年年都是先進生產者,不像另外一些工人出身的作家,總覺得是身在曹營心在漢。那時候,聽師傅們說,鉗工有八級的,再好的車工也到不了八級,我就想著自己有朝一日成為一名六級車工。時間長了才明白,在縣辦小廠的破舊車床上,連四級車工的活都做不了。還有其他說來話長的原因,總之,一點理想也沒有的年輕人,配不上那段青春。比如有青年工友一定要戀上廠里最美麗姑娘,也是一種很可愛的理想。

  《新民周刊》:1981年,你是怎么創作自己的第一篇小說《派飯》的?

  劉醒龍:《派飯》不是我寫的第一篇習作,在這之前還寫過一兩篇表現青年工人的異性情感的文字。那些文字從未公開過。當年的手稿,有一陣曾經失散,前些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又失而復得。反而是《派飯》,雖然刊登在縣文化館油印的《英山文藝》上,自己卻沒有保存下來。只記得是寫當年“國家干部”到生產隊當“工作組”,每天輪流到各家吃飯,某農戶很窮,又趕上青黃不接,輪到自己家做“派飯”時,什么菜也沒有,幸好孩子下河玩水抓到一條小魚,好不容易做好一道菜,放在桌上時,一不小心讓貓給吃了,惹出女主人的一番呼天搶地?!芭娠垺边@種規定,本意是讓干部能更加接近群眾,不曾料到反而讓干群關系更加不如人意。

  《新民周刊》:如此說來,你擅長從人性以及社會的裂縫中切入的文學風格,從那時就顯露端倪了。當時你的作品本有機會在幾家重要文學期刊上拋頭露面,為什么你不同意其修改意見?是年輕氣盛,還是你認為編輯的修改意見是錯誤的?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是可以說明你是個特別倔強的人?

  劉醒龍:無論是什么原因,事實證明自己這樣選擇是可以的。當初拒絕的理由是社會應當容納各種性格的人,這也從文學終于容納了我這種性格的人得以證明。也許從一開始就如此,大家曉得我的這種秉性,后來有些編輯想動我稿子時,基本上都不與我打招呼。比如,80年代自己寫的《大別山之迷》系列,共有中短篇十幾部,無一例外都被改為《大別山之謎》。特別是省內一家刊物,我都明確地表示為要用“迷”,編輯們仍然任用手中生殺大權改為“謎”。最近在編一套文集,出版方發來清樣,又要將上面的“迷”改為“謎”。文學這一行,個性尤為關鍵,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一定是庸俗之物。當然,也有改得好的。1996年第一期《上海文學》發表的中篇小說《分享艱難》,就是從《迷你王八》改過來的。后來我當編輯,偶爾也給作者改篇名,比如魯敏的《逝者的恩澤》原先叫《死者的恩澤》,宋小詞的《天使的顏色》原本為《瓜連籽,籽連瓜》等。

  《新民周刊》:1983年夏天你是怎么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工作的?

  劉醒龍:當時縣文化館缺人,又不像現在只從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中招考,普遍采用從本地業余作者中選擇佼佼者調入,所謂借調,基本等同于試用。同時也是等待破解復雜的人事手續。其實我在工廠干得正順風順水,雖然在車間當車工,但按那時急于選拔有文化的青年到領導崗位的風尚,完全有可能成為廠長什么的。在將要離開工廠的那一段,內心曾經有過掙扎,縣經委和縣工業局的領導也曾竭力挽留,但最終還是文學理想占了上風。

  《新民周刊》:1984年,你的小說處女作《黑蝴蝶。黑蝴蝶……》即將發表在《安徽文學》第四期上,3月在安徽省霍山縣漫水河鎮上的一家小旅館遇上你這篇小說的責編苗振亞。這樣的人生奇遇,在你的人生中也有好多次,你覺得自己是個幸運的人嗎?

  天臺山的僧人曾經預言你未來會了不得,你自己相信命運或者說宿命存在嗎?你說“小說是一種奇跡”,是不是上天安排這樣意義上的“奇跡”?

  劉醒龍:一切的幸運與奇跡,只不過是表明將路走對了,將做的事做對了。就像游泳,從開始將其作為鍛煉方式后,許多年來,每天早起必定先去游泳池。武漢封城后,游泳池不開放,就在家里上跑步機,從此也一發不可收。生活當中,有路不去走,所有的路都是錯的;有能力不去干事,所有的事都會是不對的。人的一生,說長又不長,說短又不短,能遇上一些驚艷的事情,肯定別有深意。但也不能太當真,真的以為是上天眷顧,只能將其當成一種額外的能量,使得自己多付出一些,多努力一些。

  《新民周刊》:《黑蝴蝶。黑蝴蝶……》發表后不久,是什么樣的原因又主動要求,結束借調,返回縣閥門廠工作?一個縣文化館內部都這么復雜嗎?這些年你在多地文化單位輾轉,有沒有新的體會?

  劉醒龍:最近老有人來說,根據中篇小說《秋風醉了》改編的電影《背靠背臉對臉》,說是如何經典,豆瓣上評分如何高,還說這種作品,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那個店。小說中的主要情節與細節,電影都是照本宣科。文化館的人凡是看過的,都說還真是那么回事。當初自己也是受不了這種氣氛,一氣之下回到閥門廠。這些年,一點點地走過來,回頭再看,文化人那點事,鬧來鬧去,最終都成了讓人吐槽的糗料。文人相輕,起碼要相隔三百年,這太不值得??!所以,這些年我抱定一個原則,凡事能忍則忍,不能忍則避讓。武漢封城初期發生的一些事也是如此,實在不行時,曾沖著夫人大吼一通,弄得夫人眼淚汪汪,自己心里一軟,外面的百般艱難便都不值一提了。


鄉村與現實



  《新民周刊》:你的代表作中篇小說《村支書》《鳳凰琴》和《秋風醉了》都是1992年發表的,之后又創作了引起很大反響的《分享艱難》,再往后又有三卷本的長篇小說《圣天門口》和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天行者》,你因此被批評界認為是新現實主義作家,你是怎么看待現實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你覺得新現實主義和傳統的現實主義有什么不同?

  劉醒龍:在我所理解的傳統現實主義作品中,往往較喜歡下結論,作預測,好指引,在有意與無意之間流露出指點江山舍我其誰的味道!我的這種判斷不一定對,但也有許多現成的例子擺在那里。從20世紀90年代起,世界變化的節奏突然加快,而好一點的文學作品是必須將歲月做一番沉淀才能上手形成的,更不用說經典文學了。那些一見到風浪過來,就急于用文學來表態的,比如指“詩歌將死”,“小說將死”,“鄉村和鄉村文學將死”的,結果正好相反,小說和詩歌還在,鄉村更是以“綠水青山”面貌寓意其恒久綿長,將死的卻是猶聞在耳的那些指指點點。凡事指舊東西的不足比較容易看得清,一種新生的創立自然是對不足的破解,人與現實的不和諧,會是文學新勢力的基本出發點。

  《新民周刊》:《鳳凰琴》寫鄉村教師,《天行者》也寫鄉村教師,小說是否是有原型的?

  劉醒龍:當代文學與當代現實發生碰撞時的情景,很難預料,也很難控制。武漢封城戰疫,讓自己對早期經歷有了新的認識。如果沒有這段極其異常的日子,關于《鳳凰琴》《天行者》原型的問題,不知將來會不會做出明白的回應。作為代表作的《鳳凰琴》,發表之初,在我生活過的故土,相關反響卻不甚愉快,即便是后來《天行者》所獲得的種種榮譽,亦不過如此。疫情期間,原國務院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總理李嵐清給我來過一封信,說了一些情真意切的話,讓自己頗為感動。武漢解封之后,回英山縣城給已故作家舉辦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座談會,自己這才坦承,當年寫這兩部作品,其原型地為英山縣孔坊鄉父子嶺小學。同行的於可訓先生,聞之欣然動筆寫了一篇隨筆記錄這件事。武漢大學的劉早博士還專門寫了一篇《〈鳳凰琴〉〈天行者〉》原型地考》。兩篇文章各有其妙,都令人不勝唏噓。

  《新民周刊》:《蟠虺》寫的是湖北省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曾侯乙尊盤,寫這樣一部小說是想以此來反思楚文化嗎?創作《黃岡秘卷》是為自己生活的土地樹碑立傳嗎?黃岡和湖北對你來說意味著什么?感覺這兩部作品,有種冥冥之中與湖北武漢的抗疫斗爭存在某種預兆式的關聯,是不是這樣的?

  劉醒龍:湖北武漢從地理人文上講,有點曾侯乙尊盤的意味。在2018年4月28日“東湖敘談”和2016年4月出版的《蟠虺》之前,只有相關專業人員才曉得曾侯乙尊盤在青銅重器中的頂級位置。2020年春天的戰疫行動,也讓許多人曉得了湖北武漢在中國地理人文中的重要性。全世界也從湖北武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決戰決勝中,認識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的關鍵所在?!度绻麃砣辗介L》寫了家鄉黃岡,在所有人擔憂成為疫情重災區時,竟然率先實現感染人數“清零”。只要了解家鄉黃岡的民風民情,就不會覺得是出人意料。一般人都愛說,鄂東黃岡幾百個將軍同一故鄉,不大曉得另有名言:唯楚有才,鄂東為最。所以,黃岡老家向來有“賢良方正”之說傳世。立世之人,僅有高雅才學是不夠的,還得有很強的戰斗力才行,才能做到治大國如烹小鮮。


一本個人的“武漢抗疫日記”



  《新民周刊》:這一次,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最新作品《如果來日方長》抒寫那段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武漢抗疫過程。你是從什么時候決定要寫這樣一本書的?可不可以將這本書也視作你本人的一本“武漢抗疫日記”?

  劉醒龍:武漢封城初期,也是我們這些城中人感覺最艱難之時,多家雜志和出版社約我寫點相關文字,當時我明確拒絕。一方面因為自己正患眼疾,又沒地方就診,僅僅是保養都嫌不夠,哪能夠上電腦寫作!另一方面也是氣氛太緊張,許多事情都超乎人情常理,連每天呼吸的空氣都沒有新鮮的,盡管互聯網上充滿幾分鐘就能達到“10萬+”的“真相”,想要成為文學所能抵達的真正現場,光靠一點腦細胞是不行的,還需要開開門,走進有新鮮空氣的現實深處,用自己的神經末梢進行感知。那段時間里,家里也發生了一些事情,最令人揪心的是母親重病,既不能就醫,也無法探視,只好一點點地寫些文字。偏偏這樣的文字是最可靠的,還能像種子一樣,生根發芽,一點點地不斷生發開來,長成一棵活生生的樹,成為一部與眾不同的作品?!度绻麃砣辗介L》不是由“專業”的記者、作家所寫,是由1100萬普通市民中的這一位親自寫成的,是身陷疫情險境中的這一位為應對萬一而寫的與妻書、與兒女書和致慈母書,也是一位普通武漢市民、普通中國人寫給他所熱愛的城市、他所熱愛的祖國、他所熱愛的時代的致敬書!

  《新民周刊》:《如果來日方長》原本是寫給抗疫的一首歌,當時是怎么創作這首歌曲的?最后又怎么決定用這個標題作為自己這部長篇散文的題目?

  劉醒龍:2020年2月中旬,一位朋友受托打電話給我,希望能寫一首像表現“九八抗洪”的《為了誰》那樣的歌曲。我答應下來,然后寫了。在交稿時,我就想到了,并坦率地告訴對方,武漢封城戰疫,與“九八抗洪”太不一樣了,很可能出現不了像《為了誰》那樣一夜之間唱徹天下的名曲。根本原因在于,封城中人所感受的,與封城之外的感受太不一樣了,這從外界對湖北人和武漢人截然不同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漢讓他們真切地關愛與關懷,一旦湖北人和武漢人出現在面前,又像是如臨大敵。事實上,那一陣子,武漢人的理智中,無論愿意或不愿意,都在做各種“如果”中最壞一層的準備。別人說一聲“武漢加油”,武漢人一百次流淚感恩還嫌不夠。別人在瘋傳,武漢三鎮周邊急調來幾支防化部隊,武漢人卻沒有哪一個轉發。別人都說來日方長,封城中人只能在來日方長前面加上使人雙淚暗流的“如果”。

  《新民周刊》:很多人將新冠疫情與加繆的《鼠疫》做比較,在你看來,這兩種疫情有什么樣異同?在封城期間,有沒有一種自己成了加繆《鼠疫》的局內人的感覺?在加繆,更多的是荒誕感,加繆本身也沒有親歷鼠疫,所以很多都是他的想象,在你的這部散文,則完全是紀實的,從紀實來看虛構,從現實主義來看存在主義,你認為兩者是否都真實?

  劉醒龍:談《鼠疫》的人都在封城之外,就像加繆。對于武漢人,不可能將封城的日子當成一種荒誕。所謂荒誕多數源于道聽途說,來源于精神的高高在上,來源于現實中的事不關己,來源于專業上所謂藝術創新。人在隔岸觀火時,思想可以很燦爛,也可以是很委瑣。在武漢人的精神與肉體的經歷中,封城不是一般所說的76個日日夜夜,而是76天里數著一分一秒活下來的刻骨銘心?!度绻麃砣辗介L》剛剛上市,夫人收到一位朋友的微信:“清明節的兩天,我在家一直認真閱讀大作,今天清晨讀到劉老師求助口罩、防護服的情景時,不禁淚出,只有經歷過疫情的武漢人才會一起共鳴?!痹诔峭獾娜丝磥?,在天大的疫情面前,寄上一只口罩、一只護目鏡和一件防護服,太荒誕不經了,對封城中的武漢人,卻會感動得淚流滿面。大家都在說真實,人生卻不相同。

  《新民周刊》:武漢封城期間,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樣的?你的一位同行說他非常的焦慮,讀不進書,除了關心疫情之外,你日常還做些什么?

  劉醒龍:封城的那段日子,是自己人生中最本色的時候,既要做好兒子,關心老母親的狀況;又要做好父親和爺爺,關注孩子們的身心變化;還要做好丈夫,傾聽夫人的咳嗽聲聲,何為相同,何為不同。在做好每個角色的同時竭盡全力做好被認定為“高危人群”的自己,不讓自己給家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從做飯、吸塵,到滿世界找消毒用品,到審時度勢給家里換換空氣,到想辦法消滅從馬桶中鉆出來的老鼠,所有這些平時都不是事的事情,都是家里的大事。

  《新民周刊》:你的人生中和小說中已經經歷和書寫過很多生老病死,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你的母親在疫情期間得了重病,又有什么樣不同的感受?

  劉醒龍:封城期間,我在《黃岡秘卷》中用“世上最貴的皮鞋”寫過的熊家老表悄然離世,曾經是浪漫愛情縮影的二叔也在次生災害中走遠了。老母親熬過了疫情,熬過了疫情之后接連三次病危,今年大年初五凌晨在睡夢中含笑大行。這些經歷讓自己對人生有了不一樣的體驗,說是不一樣,其實也是很普通與很常見的道理:無論我們是如何想、如何做的,這個世界都不可能為某一個人、某一種勢力、某一類文明所獨有,唯一能做好,也是唯一能夠做到天長地久的事情只有兩個字:陪伴!這也是《如果來日方長》所要表達的。(記者 何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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